疫情下停滞状态中民宿能否熬到复苏,更多考验的是“个人体质”。事实上,2019年,已有不少人开始从民宿行业离场。

  在民宿圈,乡村民宿一直被从业者视为“正统”,城市民宿多少有点被“嫌弃”。“但其实它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。”在小猪短租工作的王珂告诉创业邦。无论城市民宿还是乡村民宿,2018年起,身处其中的人开始感受到煎熬,直观感觉是,大量民宿主涌入,租金成本不断飙升,生意越来越难做了。

  突然袭来的疫情又给民宿主们敲了一记闷棍,有的人不知所措,想要快速找到出口逃离。但有的民宿从业者没有那么悲观,他们认为某些地区民宿出现了过剩状态,在他们看来是行业发展的自然规律。“不可能所有生意一直是供不应求状态,民宿发展到一个巅峰期后,进入了平稳期,也算不上下滑,就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做了。”民宿经营者章雷向创业邦表示,“整个消费市场没有萎缩,需求一直在变大,如果做得好是能够切到蛋糕的。”

乡村民宿等待复苏

  章雷所在公司是浙江德清县三林村万鸟园景区运营方,这是个企业与政府合资运营的乡建项目。景区内有两栋名为“大湖原舍”的民宿,共26间客房,房价在600~1000元不等。

  2月22日是章雷团队疫情后复工的第一天,虽然没有客人,章雷仍旧减缓了几分焦虑。大湖原舍是德清东部第一家民宿,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。章雷告诉创业邦,民宿筹备时,还招聘不到有相关经验的工作人员,只能自己慢慢培养,如今民宿慢慢走上正轨,工作人员越来越熟练,他担心如果不复工,自己辛苦培养起来的员工将要去投奔他人。

  “我们预计至少要等两个月,可能要到5月份,疫情带来的影响才会有所缓解。”章雷对疫情影响预期并不乐观。这家开业只有一年多的民宿,整体投入超过千万,如今现金流只够维持两个月,团队还背着300多万元贷款。

  除了浙江,章雷所在公司还在福建培田800多年的客家古村落里运营着另外两套民宿,目前处在停业状态。章雷说,在多地乡村,民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。当时章雷和团队在探讨一个问题,政府把大笔财政支出投入乡村振兴,但这些投入实际上已变成沉没成本。它改善了乡村环境,还能否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?否则政府也不可能无底洞地投入下去。 这是章雷和他的小伙伴成立大湖原舍的初衷。

  于是,这支由大学教授、景观规划师、公益人士等角色组成的乡建团队,成员间达成共识,进军民宿行业。但章雷认为这一行为有冒险之处。2019年大湖原舍整体入住率不到40%,所得收入为200万元,由于投入了大量自有资金进行外围配套建设,计算下来,平均一个月还亏了10万元。

  除了住宿以外,章雷团队还为用户设计了划船、农耕、手工等体验项目,比如三林盛产桑蚕,消费者可自制桑蚕抱枕。依托当地白鹭景观,他们还设计了观鸟课程,定价在100多元。

  近两年来,民宿行业整体入住率偏低,利润微薄,各家都在寻求突破,建立文旅小镇是另一条出路。在莫干山,千里走单骑联合多家民宿打造了16个住宿产品,还建立了3个展厅区域,包括一间小型艺术展厅、驻留艺术家及匠人的工作室、多功能会议团建区域等。这样做是为了延长用户在当地的驻留时间,增添度假趣味性,还可统一物业,统一招商和宣传。

  但想要做到理想状态不容易。一位曾参与过民宿集群建设的民宿品牌创始人向创业邦表示:“各民宿主之间如何分工,甚至谁家占去更有利的位置,这些问题时常产生纠纷,项目推进缓慢。” 疫情无疑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更加艰难。

城市民宿转长租,乡村民宿搞预售

  在城市,疫情发生后不少民宿主开始尝试长租,以此降低经营风险。在北京工作的大奥歌于2015年进入民宿行业,巅峰时期兼职经营着20多家民宿,分布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城市。2015年,大奥歌经营一间民宿月收入就高达1万多元,这几年营收每况愈下,2019年月收入降至3000多元。他陆续出手了几套房子,只留下了十来间。

  2020年春节前,大奥歌的房间已全部预定完,本想开心过个年,结果陆续收到了退订信息。他索性在其中一套120平米的民宿里住了几天,那套房间的房价最高可达到1800多元。”我总共损失了十几万。”大奥歌说。

  他和几个民宿房东抱团自救,认为转长租可能是较好的出路。无奈春节前后,民宿入住率基本在90%以上,长租却是一年中淡季的时候。他们想到了与中介合作,但很快发现此路不通。一方面,民宿主大多数是二房东,中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,中介平台并不重视民宿主;另一方面,如果房子让像自如这样的长租品牌来收,价格会被压低,民宿主不能接受,另外疫情期间小区封闭,客户也无法上门看房。

  很快大奥歌发现,微信朋友圈是很好的发布渠道。“我自己有两个微信号,一共有6000个好友。”大奥歌在朋友圈发出转租消息之后,房子很快被预定。因为在短租的人里面,不乏有长租需求人士存在,加之他们之前住过这些房子,已经形成了一定认知。为了尽快脱手,民宿主们把价格降到最低,基本上是以成本价转出。“市场价在6000元的房子,我们4500元就租出去了,因为前期投入了很多装修和家具成本,事实上仍旧是亏损,即便亏损大家也想把房子租出去,放在手里风险太大。”大奥歌说。

  大奥歌手里的房间处理得只剩下3套。他认为,至少在今年6月之前,民宿生意都会受到疫情的影响。在发现了朋友圈这个有效渠道后,大奥歌把几个城市的民宿主集合起来,大家形成互助,已经完成转租的民宿主帮助其他民宿主转租房源,不仅可解其他民宿主燃眉之急,提供帮助的人也将获得一定比例佣金。

  而那些回本周期动辄5~8年,甚至更久的乡村民宿,民宿主开始考虑预售。章雷也在筹划预售,以往他们预售可在朋友圈消化一半,剩余房间会挂到联联周边游等平台上。章雷打算先拿一个渠道来尝试,他担心预售平台精准度不尽如人意,不敢贸然铺太多渠道,毕竟游客整体还处于观望状态。章雷认为,在两个月之内能够解决问题的,要么靠政府财政补贴或减免,要么通过银行贷款。不过对于乡村文旅从业者,如果没有土地指标,很难找到合适的抵押物进行银行融资。

  “银行承认的抵押物基本上只有土地,房子都不认。”章雷说,“我们现在所有贷款都是投资人拿自己城市里的房产进行抵押。”

  目前德清等地方政府已出台了民宿救市政策,疫情期间,消费者在民宿住宿可免去景区门票。章雷表示,门票成本在游客旅游支出中通常占比不高,目前大部分景区都采取了类似措施,因此这一救市政策对于拉动民宿消费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。“民宿的恢复,还是要靠整个大市场,当大家都愿意出游的时候,门票恢复收费也没有太大影响。 ”章雷说。

民宿酒店或成趋势?

  小猪公关部负责人黄伟对创业邦说,民宿房东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弱,很多城市民宿房东面临房客退订损失、房屋租金、疫情时期特殊监管政策等压力,中小规模经营者或将陆续退出民宿市场,这对平台房源供给和业务都将产生较长周期的负面影响,经营者信心恢复也是个漫长的过程。

  “疫情结束后我可能只会留一套房子,甚至一套也不做了。”大奥歌说。疫情结束后旅游业一定会迎来报复性消费,但大奥歌依然觉得,民宿已经不是一门好生意了。

  最近几年井喷式发展的民宿行业一直游走在身份模糊、证件不完备的灰色地带,这也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。大奥歌认为,用户选择城市民宿主要是对厨房和洗衣机有需求,如果可以拿到整栋楼房物业,就可按照民宿标准进行装修,这是更好的选择。

  拥有民宿品牌花筑的旅悦集团CEO张强认为,民宿行业正在经历升级变革,相比传统的单体民宿客栈,花筑更倡导“民宿酒店”这一概念,此次疫情下,传统单体民宿的弊端充分暴露,品牌化、标准化才是未来住宿行业大趋势。

  以花筑为代表的民宿酒店正顺应这一趋势,将民宿的情怀、特色与连锁酒店的统一安全管理服务相融合,既保留民宿的清新文艺,又兼具酒店的精致舒适。

  不少城市民宿品牌这几年频获资本青睐,不过据大奥歌了解,它们活得并不好。“不少民宿品牌在拿房源时并不便宜,加上装修、运营成本高,这些民宿房间在价格上并不具备竞争力,目前消费者还是倾向于选择更具性价比的房源。”

  千里走单骑创始人李一兵曾对创业邦表示,“你做一家两家好做,一旦超过五家,你就要有财务监督体制,体系化运作,包括运营、市场、中后台管理等部门。而一旦涉及公司行为,成本会迅速增加,原来有20%左右的利润可能就下降到10%~12%。”

  疫情之下民宿集体遭遇停滞,从另一个角度看,这也是行业加速洗牌的时机。

  “做好民宿房源翻新和升级工作,为行业起势做好准备,民宿行业将迎来提质升级,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会大幅提升。”黄伟说。